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进行了科学论证，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
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决议》是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人权事业的实践中，人权概念进入政策层面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还从解决贫困的角度来论述人权保护的历史性。2. 关注人民生命和身心健康、确保社会平安和谐是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突出强调的国家和政府重要责任。
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邓小平早就有明确的认识。关键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忽略能够促进非正式社会合作的条件，只会造成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状况。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法律属于制度的规范性秩序（institutional normative order）的一种，在一种描述的社会学意义上，秩序可以被界定为彼此了解的参与者之间的一种共同行动。包容性国际秩序的新概念既合乎传统观念，又有自己的思想内涵，还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共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初始意义上的秩序概念的核心意涵就是社会安全和稳定，但随着人类活动领域和范围的逐步扩展，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人们的整体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秩序的核心意涵也不断扩展适用的领域。
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具有自由和秩序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就基本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比如，人权、个人、契约等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不到明确的表达。罗斯以诗意的语言论述道：确实，我们大多数人天生具有对秩序的某种适应品质。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这种以传统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礼治秩序在我们农村维持了几千年，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他提到，在乡村，人们没有享受到法治的好处，却先体验到了破坏礼治秩序的坏处。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这样建立起来的秩序是压抑人性、蔑视权利、维护特权的秩序，与现代自由、民主与法治视野下的秩序南辕北辙。此外，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包容，共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因此，包容性秩序概念的提出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有重要意义。充满活力的创新秩序依然需要秩序，正是秩序（规则）保证了创新的活力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不仅因为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往今来人们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而且因为其他很多价值是从自由的核心内涵中被推理出来的。
从总体上说，正是自由的价值确保了包容性秩序的基本性质，亦即我们所追求的秩序不是压制型秩序，而是超越压制的自由秩序。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但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一个合理的理解应该是，法治秩序是根本，但并不涵盖秩序的全部，我们所追求的应是一个以法治秩序为基础但容纳差异的多元秩序。这就需要对相冲突的价值进行衡量与协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意味着其内部诸价值之间的协调。
法治与德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其中的德治既包括人心的教化，更包括各种非法律性的规则之治。在全球治理层面形成的包容性秩序，是由全球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各国都是全球法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让·博丹那里，主权（souveraineté）概念就是为解决一国之内的秩序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解决秩序问题。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构建包容性秩序的规范体系 秩序形成的基础在于规则，构建包容性秩序的关键在于建立有助于形成包容性秩序的规范体系。但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占据主流，内含自由思想的包容性秩序必须建立在现代法制和法治的基础上，其中，民法尤为重要。
（三）一种平衡性的秩序概念 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作为价值，它既有独立性的一面，还有非至善性的一面。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用法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权利与义务（或特权）的关系。
包容性秩序就是一个平衡的概念，所谓平衡就是指各种价值的平衡，比如，一个公平的秩序就是较好地协调了平等和自由之间冲突的秩序状态。世世代代的社会风化作用已经让淡绿色植被覆盖了野兽般残暴和自私的岩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日益成为重要力量，这必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实施和完善中发挥一定作用。
国际法治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国内法治的简单国际化，因为并不存在国际层面的单一权力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秩序和实在法的存在本身基本是一致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自由意味着某种强制的不存在，人们有更多的行动的可能性。同时，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
秩序价值的独立性是相对于分歧（disagreements）而言的，一个社会存在各种分歧和冲突是正常现象，但是严重的分歧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无法进行，从而引起社会的解体。因此，包容性秩序不仅是摆脱了单纯的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秩序，而且是尊重多元和差异、包容多样性、充满活力的自由秩序。
他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再分配强调公平，公平则意味着更多的实质平等。
国家的有效治理和长治久安首先需要建立并维持秩序，因此，秩序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从而也成为法律的首要价值之一。道家思想可能是个例外，其中的一些观念（自然、无为及自化等）与自由理念有相通的地方。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常常体现它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上。人的需求多种多样，且是有层次的，秩序需求正处于需求的中间层次。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其规范来源也不同，分别来自执政党组织、国家政权机关、社会自身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机构等。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
由此，法治秩序也应包括国际层面，即国际法治。我国的话语权在国际上还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设置议题、参与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比较弱。
（一）一种总体性的秩序概念 秩序是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混乱和无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种需求具有强大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安全需求，即该社会已经解决了食物需求等生理（physiological）需求。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义的丰硕果实必须在人工制造的土壤上长成。同时，道德对于法治秩序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